韩万斋老先生宣讲国歌，迄今已有24个年头，在这漫长的时光里，他为何能将《国歌·国魂》的讲座坚持宣讲二十多年？他为何能立于汹涌澎拜的物质潮流中，寂寞而艰辛地耕耘精神？他为何会在获悉自己被评为四川省“十佳五老”时，第一反应不是欣喜，而是觉得“心有惭愧”？
这位已近八十高龄的著名作曲家，四川师范大学艺术学院原院长，瘦削身躯，清矍面庞，当他谈起“国歌”时，眼神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如星子般闪耀明亮，韩万斋的声音是这般铿锵有力：“我们的国歌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之一！我希望更多的青年人了解我们的国歌、永远高唱我们的国歌。”
韩万斋说，自己最初宣讲《国歌·国魂》讲座，其实是有一个现实的契机：1996年6月，四川师范大学校领导找到了韩教授，希望他能给全校学生讲讲国歌，进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韩教授说话很直，他说：“讲国歌？讲国歌有人来听吗？现在大家流行的都是什么‘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学生会接受国歌讲座吗？”不过，话虽这样说，韩万斋的心，还是被这小小的火种给点燃了，能以国歌为载体，来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很重要且迫切的事，再说校领导也表示了“要全力支持国歌讲座的开展”。韩万斋回去略一思忖，决定6月8日，先在自己的公选课上试讲一番，看看效果再说。
韩教授的公选课上，150多个学生认认真真听完了试讲的《国歌·国魂》，孩子们眼神明亮掌声真诚，让韩教授心里有了底。十天之后，在6月18日的《国歌·国魂》讲座上，他站在宽敞的学术厅中，面对台下四百多个学生，激情澎拜，语句铿锵。在讲座结束时，韩万斋带领大家齐声高唱国歌，许多学生眼角都挂着晶莹的泪滴，在激昂的歌声中，他们勇毅地望向前方。爱国，不再是一个遥远的抽象名词，它实实在在，此刻就跳动在四百多个年轻的胸腔之中。
也许，韩万斋自己也不能预料：就从1996年6月开始，他的生活、他的工作、他的精力、他的时间，和《国歌·国魂》讲座再也不能分割了。从这天起，韩教授接到了源源不断的邀请，请他到各地去宣讲《国歌·国魂》讲座，借由这个“四下讲课”的机会，他索性对各地高校学生的艺术素质情况作了一些调查，先后共发出调查问卷500份，就是从收回来的453份问卷中，韩教授看到了当前大学生对于国歌认识之浅陋，随手一摘，便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尴尬现实：
在默写“国歌”歌词时，453人中，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的有40人；默写歌词不完整、有漏字、错字、别字的383人；而能够完整、一字不错地写出全部歌词的，仅有30人，占回收卷的比例为0.7%。
在学生默写的错字、别字、错句之中，包含有这样一些错句：起来，不愿作“努力”的人们。起来，不愿作“奴役”的人民。把我们的“鲜肉做成”我们新的长城。每个人“都会发出”最后的吼声。每个“都迫切发出”最后的吼声。每个人“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喉声”。每个人“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口声”。“美国人逼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万种疑心”。我们“万钟依心”。冒着敌人的“大炮”，“先进，先进，先进，进”……
看着这面目全非的“鲜肉”“口声”“疑心”“先进”，韩万斋一口气噎在喉头，呼吸吐纳都压得他的心好痛。耐着性子，继续读下去，在问及“词曲作者”时，答卷的学生，大多数都知道“聂耳作曲”，但词作者，却竟有106人答成了“冼星海”或“洗星海”，有229人根本不知词作者是谁！
在提问《义勇军进行曲》正式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时间时，在发下去的500份答卷中，只有一人给出了正确答案：1982年，其余呢，有218人误答为1949年（定为“代国歌”的时间），还有234人压根答不出。
韩万斋对这件事较上了劲儿，他一开始，抑或这样想过：会不会是学生对国歌的相关知识了解不够，并非国内青少年的共例呢？但就在1996年9月28日的《人民政协报》上，韩万斋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项对清华、北大、北师大、首都师大……高校的500名学生的调查报告表明：其中只有78人能完整地写出国歌歌词”。无独有偶，在1998年4月27日的《成都晚报》上称，“广西一次招聘会上，9名应聘的大学生中，只有2人能完整地唱完国歌歌词。”
青少年们，你们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是明天的栋梁，是祖国的希望，可你们却连我们自己的国歌都不了解，稍一考查便错漏百出，这到底是怎么了？韩万斋开始苦苦思索。
如今，当韩万斋通过“问卷调查”，切实了解到身边真有这么多人，对国歌的了解并不深入并不全面，甚至谬误百出。韩万斋不单单是理论派，看出了问题所在，他眉心挽了结，心中渐渐升腾起一个坚定如铁的念头：我要将国歌推介、宣传到底！尽微薄之力向大家宣讲国歌，传递正确的爱国思想、爱国信念和正确的价值观，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
韩万斋将自己定义为“一名从事音乐教育的人民教师”，从自己的专业入手，激发大家心中的爱国热情。为何他选中了国歌作为载体呢？在他看来，放眼世界各国，有哪个主权国家不以某种形式，比如图腾、神灵、天皇、女王、伟人、元勋等等来作为国家的象征，以唤起国民的爱国之情，作为民族的精神支柱，藉以增强民族的凝聚力？
韩万斋曾饱含深情地讲道：“其实好的艺术作品，都是植根于生活，都是能够打动人心的，只是被一些人人为地架上了‘神龛’。艺术一旦被神化之后，它就会失去传承和发扬的生命力，变成艺术精英们自我吹嘘或互相吹捧的冥币。作为一名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真正静下心去欣赏我们的国歌，热爱我们的国歌，把国与家的命运、与自己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把国歌中的‘居安思危、安不忘危’的内涵深刻于心底！”
这是一位文化志愿者发自肺腑的声音。有人问过这位原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津贴享受者，说您从1996年6月第一次国歌讲座到现在，坚持了漫长的24年时间，义务宣讲了一千多场《国歌·国魂》讲座，不包括通过广播收听的听众、电视收看的观众，粉丝已不下百万，您做的这一切，该收获了很大的成就感吧？
讲座现场，不时会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学子扬起青春光洁的脸庞，噙泪合唱国歌时，韩万斋内心怎能不也随之激动随之澎拜？但当他一个人静下来时，却常常会想起一封信，这封信令他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受掺杂虚荣心的成就感麻醉。那封信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疑问，写信的人叫刘恩茂。
那是韩万斋刚开始国歌讲座一两年后，他受邀到四川大学宣讲，讲座结束后，一个叫刘恩茂的川大男生，夜里寝室熄了灯，他辗转难眠，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给韩万斋写了一封信。刘同学说，他到学术报告厅时，已无座位了，他便站在最后一排听，听着听着，他走到了中间，再听着听着，他又挤坐到了最前排，非常认真地听完了整个讲座。他在信中写到：“您的讲座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一阵阵掌声。然而，当我走出报告厅的大门，迎面一股凉风吹来时，面对着这现实的不能再现实的世界，不由得想到：这一时的热情能在我们心中停留几天？”
这是一封真诚的来信，却让韩万斋陷入了真诚的痛苦思索中，他开始不断追问自己：在一场接一场的讲座中，在一个又一个热泪盈眶的听众中，到底有几个人是真正而彻底受到感染的？那些受到感染的，当他们再回到“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大环境”中、当他们不得不依旧沿用“太现实”的态度来应对解决人生问题时，我的讲座，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
对于一些人来说，遇到阻挠、困难，会选择退缩和逃避；但对于另外一些人，却如同浴火的凤凰，即使经受烈焰的洗礼，亦不改初心，反而迸发出更为坚毅勇敢的力量。韩万斋，无疑属于后者。
韩万斋坐在书桌前，默默不语，一动不动，心思却走过了千山万壑：诚然，如今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已迈向了一个崭新台阶，许多人也一边 “向钱看”一边奋力往前冲，争当时代弄潮儿、“成功典型”。我们中华民族好的、优秀的民间传统文化，在这“现实风气”面前竟显得无足轻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大行其道，年轻人被不健康的音乐淹没，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年轻一代就“只能”抱持一颗麻木的心，行走世上，浪费光阴。身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只要能多唤醒一个，也是为这“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大环境”多培养了一个反思者、挑战者！
不知不觉，韩万斋独坐桌前，黑夜悄然退却，窗外已露点点曙光。就这样，刘恩茂的来信，一句如雷贯耳的反问，让韩万斋惊出一声冷汗，引发深思，却并未改变他对国歌的宣讲激情，反而让他拥有了“逆水行舟”的勇气，韩万斋当即决定：只要有需要，一定坚持把国歌讲下去！
韩万斋誓以一个音乐家特有的民族正义感和尊严，挑起这爱国主义教育的重担，面对当前“缺乏营养”的流行音乐，他曾奋笔疾书一抒胸臆道：“愿我们的音乐少一些困惑，多一些坚定；少一些凄凉；多一些豪兴；少一些冷漠，多一些热情；少一些忧伤，多一些振奋！”
韩万斋在讲座中，以国歌为中心，不仅从音乐的角度，对国歌本身的作曲技巧和曲调作深入浅出的分析，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讲述《义勇军进行曲》被确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讲述国歌受喜爱的原因、国歌存在的意义，谈到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我国历史各个时期涌现出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他说：“国歌鲜明地展现了国家的形象，体现着国民的情感和意志，凝聚着中华民族之魂，是中国人信仰的具体表现。”
有些听过讲座的同学，亲切地称韩教授为“可爱的老愤青”。韩万斋在讲座中，会运用大量的亲身经历、图片和事例印证各种事实，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和不良风气提出批评。韩教授号召同学们坚定爱国信念，为将来更好地报效国家、民族、以饱满的热情努力学习、刻苦磨砺。
一位女生在讲座之后，这样真诚地评价道：一个真正爱国的青年应该有能力“创造”和“改善”，而不是只懂得“破坏”和“叫嚣”；应有自己的见解而不是听了别人说什么就受煽动；应该有血性更有智慧和人格魅力；应能用语言等表达方式感染人、激励人、震撼人心。
韩万斋是个敢直言真话的人，他面对当前对青少年的培养问题，一针见血地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他说：“我们总强调培养小孩子的体力毅力，却忽略了正确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有效培养。没错，我们现在物质生活丰富了，人的身体比以前健康了、长寿了，人也有毅力、懂得执着追求了。身体的培养固然重要，我们不再是东亚病夫，但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和道德精神文明也不是‘病夫’了吗？”
最让这位初听讲座女生印象非常深刻的，是韩教授将国歌的历史背景和人物故事，都讲解了一遍，原本以为会“无聊枯燥”的讲座，她听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情不自禁为韩教授“点赞”道：我觉得这就很好啊，现在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总是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而不告诉他们“为何需要这么做”，或者讲得不够透彻，只会念空洞的大话，只会告诉孩子去死记硬背，深入不了人心。
对于韩万斋这么多年的坚持，他身边也不乏一些另类的声音，说国歌过时了，韩万斋的这样的做法过时了，特别是歌词，那是抗战救国存亡时唱的，对此，韩万斋毫不犹豫地回应道：“虽然现在我国国家实力大幅度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质的飞跃，但是，有的人罔顾精神道德文明建设，把我们民族的那些优良传统丢弃掉，反而把外国的垃圾当成宝贝，诸如此类的境况，难道不该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来警醒一下自己吗？难道不应该‘起来’改变这一切吗？”
讲座结束时，全体起立齐唱国歌，这位被“可爱老愤青”迅速“圈粉”的女生坦诚地表示：“我必须得说，我很久没听到过新一代的年轻人这样唱过国歌了：声音洪亮有力，听得见里面饱含的情绪和力量，唱得很认真，声音完全盖过了伴奏。”作为一个普通的年轻学子，她的心声，其实更能代表很多人的心声。
2012年，韩万斋加入了四川省关工委宣讲团，开始为全省中小学生宣讲。此时的韩教授虽然已年过古稀，但他的国歌讲座仍俘获了不少年轻人的心。有听众描述一次难忘的经历：本以为枯燥、抽象的国歌讲座会冷清清的，可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仅能容纳400人的电教厅被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走廊上，挤满了听讲座的师生！未能入场的同学只好在外面“探”听、“挤”听、“站”听。
在韩万斋印象中，有一件事大约可以称为“创举”：给小学的学前班同学宣讲国歌。怎么样才可以调动五六岁小朋友的兴趣？韩万斋自有办法：他从“国”的拼音讲起，亲切地问大家：“guo这个拼音可以联想到哪些东西？为什么任何一个人都离不开guo？”孩子们好奇而积极地大声发言，现场氛围热烈，不知不觉，韩万斋竟讲了一个多小时！有位老师悄悄笑着告诉韩万斋：“教授，我发现：今天您讲国歌一个多小时，习惯了45分钟下课的娃儿们竟没得一个去解手的。”韩万斋听后开心得哈哈大笑。
韩万斋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八届四川省委员会做了一个提案：《爱国主义教育，从幼儿抓起！》。他强烈呼吁：现在的幼儿是祖国的未来！爱国主义，从幼儿抓起，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培养出爱国的新一代吧！
韩万斋对待爱国主义教育的澎拜激情，有时也难免遭遇不谐讽声，有人说他“和时代脱节”，他却愿意当一回“堂·吉诃德”，为了纯真的信仰，全力和物欲的“风车”作战。
韩万斋宣讲国歌的场景被传播开来，他家迎来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许多大专院校、中小学、党政机关、厂矿、企业、群众团体纷纷前来邀请他去宣讲。有人给韩万斋算过一笔账，如果他每讲一场国歌收2000元的话，那他都快成百万富翁了。但他没有“向钱看”，而是不计报酬地坚持宣讲国歌，激励后人。他还自掏腰包选编、复印了被师生们称为“新三篇”的《信仰与修养》（包括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以及的《论员的修养》）、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习《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料，分别免费发送给学生们，想让他们能从中汲取营养。
韩万斋强调，学习国歌中体现的爱国主义有个方法问题，一定要与时俱进地学。具体来说，就是要用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自己、充实自己，这才是学得其法。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学以致用，并立足本职，把爱国精神转化到建设祖国的实际行动之中。对此，韩万斋身体力行，很好地诠释了“与时俱进”的线年，他走过的地方多如牛毛，见过的人数不胜数，人们只知道韩万斋在这24年间对国歌的解读越来越深刻，韩万斋结合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对国歌进行了深入分析，国歌对于现在的人来说不但没有落伍，反而拥有更加催人向上的鼓舞作用。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国歌中所反映出来的民族自豪感进一步激励着我们勇敢地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此外，韩万斋还从音乐专业的角度，向人们展示了我国国歌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国歌之一：它通过铿锵有力的战斗性节奏和热情向上的旋律以及慷慨激昂的歌词，表现了国家坚如磐石、稳如泰山的形象，以及中华优秀儿女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强大英勇不屈、百折不挠的坚强决心。
韩万斋的事迹产生了广泛影响。瑞典皇家艺术学院（KKH）授以他荣誉博士证书和“瑞典皇家北极星勋章”，世界教科文卫组织（WEO）聘他为“专家成员”，还被评为“四川关爱明天十佳五老”。2013年，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KKH）授他以“终身荣誉院士证书”与“英国皇家骑士勋章”，并聘他为客座教授。在该院的“荣誉院士档案表”的“应聘感言”一栏中，韩万斋写到：“让中华民族的优秀艺术在人类艺术的百花园中永放光彩，当是荣任此职的应尽义务和神圣职责！”学生们对他更是赞誉有加，许多同学说，这位德高望重的师长，教学有几大特点：“看似随意却意味深长，天马行空却重点突出，循循善诱而‘放任自流’、充满激情与浩然正气。”
韩万斋在谈到自己成为“十佳五老”的其中之一时，说了这样一段线多个‘十佳’，哪怕是只做了一件好事，可也是实实在在、主动地做了啊！我讲国歌，基本上没有一场是我主动去联系，都是人家来‘请’的……”这个朴实而真诚的老人，他并不感觉自己的行为有多崇高多伟大，反而觉得“自己是‘十佳五老’中最弱的一个”，他恨不得能多奉献一些，多付出一些，多给予一些！但是，无数从讲座中受益的孩子，他们却以自己的真心实感告诉韩万斋：是您带领我们重新认识了国歌，真切感受到了国歌中饱含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坚韧的民族信念，让我们心中的爱国热情，油然而生。每每有年轻孩子告诉韩万斋这样的心声，他都会心潮起伏，感动不已，无悔无怨于自己当初的选择。
在荣誉面前，韩万斋说：“国家、社会和学校给我太多的荣誉和鼓励，我感觉受之有愧。作为一名普通教师、一个中国公民，宣讲国歌是自己应该做的事，我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宣讲党的理论、宣传爱国主义，我要为民族的自尊、自强呐喊！不为别的，只因为我是个中国人！”
诗人艾青，在他的经典诗篇《我爱这土地》中，有这样一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不是真爱祖国母亲，真爱这片土地，真爱我们祖祖辈辈生于斯逝于斯的家园故土，又怎会有这样深情刻骨的“眼含泪水”？韩万斋笑说自己是个“老党员”，因为他正式入党的日期，是自己六十岁生日的前一天，他赶在了“花甲”之前，实现了“叶落归根”——加入到光荣的中国队伍之中，若无强烈执着的持久意愿，他又怎会有如此举动？
韩万斋犹记得在得知九届“人大”选举结果那天，他惊喜万分，彻夜难眠，怀着激动之心，一个字一个字写下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他第五次向党递交的申请。老作曲家的汉字书写极富个人特征，不少字体都写得“圆圆的”，就像一个个可爱至极的小音符，有种赤子的天真感。他这样写道：我生于1941年。我的家乡于1948年解放。1949年，我初入小学时读的第一篇课文是解放区编印的《语文》课本上的“鸡叫了，天亮了。”家乡解放那年，我学会的第一首歌是教我的：“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妈妈给我第一次买回的连环画册是：《刘胡兰》《帅大姐》……我的童年是充满勃勃生机的新中国的灿烂阳光照耀着的；我的童年是优秀的中国的先烈们的浩然正气滋养着的。
《入党申请书》里，韩万斋感恩于自己童年是如此美好，与这“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相对比的，是在家乡解放之前，他差点小命不保的残酷现实。
韩万斋在讲座中，曾感慨自己是“早该死了的人”。为何这样说呢？当他的家乡，山西交城被日本人侵略时，那时的小万斋，还是母亲怀中的一个小小婴儿。那是中国人永远难忘的黑暗年代啊！哀鸿遍野、举国悲愤却又无能为力，多少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死在了硝烟战火中。
过去，青壮时代的韩万斋每次回到老家，当年亲眼见证过人间惨剧的街坊邻里们都会张开缺牙的嘴，伸出干瘪枯瘦的手，拉住韩万斋激动念叨：“当时你真的很乖，晓得一声不吭，不然……”
成年后，不止一个人告诉他：当年你命大，你好幸运。韩万斋却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最幸运的，不是逃过了“死劫”，而是迎来了整个民族的“新生”。
1949年，韩万斋情愿自己的童年，从这一年这一天开始，因为，此前的岁月不忍回望，此后却是“幸福的金色的童年”，他在那时起，心中便种下了一粒小小的种子：成为中国人那样的人！
这是一枚多么可贵的种子呀，几十年后，韩万斋在《入党申请书》中，还忍不住重忆“我的少年时期”，运用了这样一番排比：
“多么幸运！我的少年时期，充斥着社会的书尽是《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青年近卫军》《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多么幸运！我的少年时期，覆盖着社会的歌尽是《卡秋莎》《海港之夜》《共青团员之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多么幸运！我的少年时期，常闻于广播、报刊的英雄、偶像尽是江姐、许云峰、董存瑞、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
韩万斋为何要念念不忘自己的“少年时期”呢？平心而论，建国初期，中国国力薄弱，人民群众的物质水平，和如今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但谁能说吃得不够好，穿得不够好的青少年时期，便是苍白、贫穷、苦楚的？恰恰相反！韩万斋激情洋溢地继续写道：“青少年时期所汲取的精神食粮的优劣与物质食粮一样，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幸运的少年时期所获得的这些营养成为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伴随着与生我养我的祖国母亲一起坚定地度过了其后的狂风骤雨——无论经历怎样的曲折、无论经受多大的苦难，正气长在，痴心不改，信念如磐石之坚！”
这段话，不单单是韩万斋献给组织的真心话，也解答了他为何会在本该享清福，从从容容过他退休生活时，却孜孜不倦于《国歌·国魂》讲座，不畏劳累，不问报酬，将“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无数个青少年。他说：“当雄壮的国歌被淹没在许多不健康的流行音乐中时，我焦虑，我希望我们年轻一代要爱祖国、爱民族、爱国歌，我就决心用自己的专业所长、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宣传爱国主义。我觉得，我们的国歌就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好载体。”
爱国，爱党，爱人民，真的不单单是一句口号，它们是多么细微又多么伟大的行动，多么实在又多么崇高的坚持，走过了24年，上千场《国歌·国魂》讲座。
作为省政协委员，韩万斋的每次政协提案，都是凝聚了思考的心血结晶，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国歌法》，提案的第一句，他这样深情地写道：“国旗、国徽和国歌是每一个国家的象征和最重要的形象标志。升国旗和奏、唱国歌，都会激起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希望“全国人大常委会草拟、制订《国歌法》，对于：在什么场合应该唱国歌、唱（或奏）国歌时人们应有什么样的姿态要求等等，立法规定”。当韩万斋得知《国歌法》将正式实施时，记者上门来采访他，问及他“现在是否感到很高兴”？他一激动，打碎了家中的茶壶盖。
这激动之中，又蕴藏着长达二十多年的感慨，从八十年代，他就像个斗士般热烈呼吁着《国歌法》呀，一直呼吁到自己头生华发年过七旬，终见心愿成真！怀着难以言说的复杂心情，韩万斋撰写了一篇文章，他这样写道：“ 2017年10月1日，《国歌法》将正式实施，让我无限感慨。我从1996年6月8日开设《国歌·国魂》讲座，至今已经21年，讲了1000多场，听众也远超百万人。支撑和鼓励着我欲罢不能的，除了各地各级党政部门的领导之外，更重要的是深藏在各个行业、各个阶层的广大国民中对‘锅与碗’‘国与民’的关系的深刻认识，对‘八国联军’‘日本侵华’……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所唤起的爱国热情。当然，也是由于我们的国歌无论在思想性、文学性和艺术性上，都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国歌之一！”
关于《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故事，韩万斋讲过很多次了，但每次宣讲，他都难抑热血奔涌：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相继侵占了我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省之后，穷凶恶极地向着中原挺进。面对着疯狂至极，看起来“强大”凶蛮的日本侵华军队，全中国、全世界的人都在关注着、担心着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就在此民族存亡的危机时刻，上海电通电影公司摄制了一部电影《风云儿女》，电影表现了三十年代处于深重民族危机之下的知识分子，如何冲出象牙塔奔走到抗日前线。
影片开拍时，聂耳应田汉之邀，为《风云儿女》主题歌作曲，然而，田汉还未来得及写歌词，就被反动派抓进了上海龙华监狱。狱中，田汉在香烟锡纸的背面写出了歌词。田汉的家属和地下党组织几经周折，将珍贵的歌词转交到了聂耳手中。当时，为避免反动派的迫害，党组织已决定让聂耳出国，聂耳却坚持说：“作曲交给我！！”当夜，就在聂耳住的小阁楼里，他展开了香烟锡纸，一字一字，读得切齿击掌，词中的如火激情感染着聂耳，胸中的国仇家恨使他激愤不已，脑海中一幕幕闪过了人民战争的壮丽画卷……聂耳心潮澎湃，乐思奔涌，整整一个通宵之后，划时代的杰作——《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了！
1935年5月24日，上海《申报》为影片《风云儿女》的上演而刊载了这样一则广告：“这儿有雄伟的歌——是铁蹄下的反抗歌！悲壮、哀愁、轻快、明朗，使你喜，使你悲，使你感奋，使你知道对祖国的责任”，“是初夏中国影坛上一阙胜利的凯歌”。
年轻时，韩万斋右腿韧带拉伤，随着年岁增长，肌肉逐渐萎缩，他平时行路，腿脚都稍有不便，但《国歌·国魂》的讲座，一讲便是两三个小时，年过古稀的韩教授硬是“坐不住”，坚持全程站立授课，他是这样说的：“国歌，凝聚着无数英魂的呼啸，记载着最深刻的民族记忆，每当讲起国歌，我就热血沸腾，坐不住啊！”支撑和促使着韩万斋不停地宣讲国歌的，还有那国歌的气势和国歌的内涵。
深刻懂得国歌的崇高意义，韩万斋表现出了一个“文化志愿者”的由衷尊敬，为了在宣讲国歌时，把党的创新理论讲好、讲透，韩万斋购买了大量书籍系统学习。川师大政治教育学院一位老师这样评价说：“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韩万斋老师，已成党史党建专家，可以来政治教育学院带研究生了。”还有老师总结，说韩教授的讲座之后，常会有不少学生向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
韩万斋点燃的，也许只是一颗颗小小的“星星之火”，但谁说星星之火不可以“燎原”呢？正因为有了一代又一代勇于奉献的热血青年，国家才会慢慢的繁荣昌盛。
最令韩万斋欣慰的是十多年前一件旧事：某天晚上收看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新闻节目，听到央视记者正常采访孔令辉时，记者问：“我注意到，这次在领奖台上，当国歌响起时，你和刘国梁都马上肃立，并很庄重地把右手放在了胸口上。这在过去几乎是从来就没过的。当时，你们是怎么想到的？”孔令辉回答：“我们听说，四川有一位老教授批评说我们的祖国的运动员在奥运会领奖台上对国歌很不尊重，我就和国梁说，咱们这次领奖时要带个头……”这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许就是促使韩万斋生命不止、宣讲国歌不止的又一个动力吧？
韩万斋始终对青少年们怀有信心，寄予希望。他有一篇流传甚广的文章，是2002年“12·9”时写给共青团员和年轻大学生的，篇名是《理直气壮地高举起信仰之旗》，在文中，他这样写道：
“一个人、一个学校、一个单位……乃至整个人类，在生存、发展中都需要一盏理想之灯，一盏引路之灯。青年团就是青年大学生们生活、学习道路前面的一盏这样的灯。
这是一盏什么样的灯？‘青年团’的名称已经明确了：就是‘’之灯！之灯引导我们走向哪里？当然是了！是什么？就是为实现全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高度繁荣、为实现绝大多数人的幸福而奋斗的事业，是为消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事业！青年团的成员就是年轻的者！者是怎样的人？是‘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是‘幸福诚可贵，生命价更高，若为人民故，二者皆可抛’的人！
在这‘现实得不能再现实’的舆论、媒体构筑的大环境中，《国际歌》没人再唱了；‘’口号被淹没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与极端利己主义的声浪中；人类有史以来就梦寐以求的理想被弱化、淡化，甚至被一些机会主义者嘲弄、批判。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我们的共青团员能不能坚持住信仰？能不能够为这一信仰而真正地（不是口头上的）奋斗终生？能不能够‘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见困难上，见荣誉让’，人前人后一个样？——这是同样艰难的抉择和考验。”
字字有热血，句句蕴真情，点亮信仰之灯，坚守，韩万斋以一个知识分子的丰富学养、高贵良知融入了时代的主旋律，唱出了当代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的最强音，在他们心中燃起了永不熄灭的爱国之火！
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国歌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文明是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爱国主义是国民的精神支柱。无论何时，讲起“国歌”，清瘦的韩万斋都会挺直腰肢，眼中凝聚起灼灼热光。这24年，他过得忙碌辛劳却内心充实，从宣传国歌入手，韩万斋24年如一日地对我们的青少年和国民施以正确的爱国主义教育：“别忘记东北的万人坑，别忘记南京的大屠杀，别忘记圆明园的断壁残垣……不忘历史，不忘国耻！要居安思危，时刻警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要振奋精神，‘起来！起来！起来！’用正气、骨气和志气，重建我们民族的理想大厦和精神长城！”
何竞，工学学士，文学硕士，曾任《女报》专栏作家，《佛山文艺》都市长篇小说连载作家，在国内报纸期刊公开发表三百余万文字。已出版个人小说集《爱情动物》；与人合著长篇小说《落凤坡》；与人合著出版长篇报告文学《铸剑——微故事·法治四川》《向往——幸福罗江·百姓故事》《鲁鹏现象》等。曾参写报告文学集《警徽荣耀》《彩虹女人》《大爱华章》《感动》《逐梦》等。小说《我的1911》《香槟街纪事》签售影视改编权。